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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 (Who am I?)

最近外人看来，我们中国出身的朝鲜族好像在窝里斗得挺热闹。不过若有人把它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那就不免太幼稚了。实际上这是一直以来困扰着我们所有海内外出生在中国的朝鲜人的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是谁？

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几次论战就可以得出结论的，也不是我们这些人用嘴或用笔可以解决的问题。显然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他个人的观点，无论说“我是中国人”，还是说“我是朝鲜人”都无所谓对错。可是若要形成民族的观点就尚需时日了。但它绝不是一个可以躲避的问题，谈还是要不断地谈的。

曾有人给我们下过一个定义，那就是“国籍上是中国人，血统上是朝鲜人”。这绝对是一个客观而又明智的定义。我们的祖先赋予了我们朝鲜人的血统，以及与之血肉相连的朝鲜人的文化和语言。可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却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息繁衍。这融合了两国心血、共同生养出的民族在具体事件中，当面临二选一的抉择时，又哪能那么轻松？

就如同一个由养父母养大的孩子突然找到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孩子该怎么办？是选择给了他生命的父母，还是选择给了他毕生心血的父母？ 这种彷徨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旁人也实在无法插嘴。可是一旦孩子做出了选择，无论他选择谁，他都会遭人唾骂，都会得个“没心没肺，忘恩负义”的罪名。结果他可能选择两者都要，或两者都不要，这是他最本能的反应。如果是真正的母亲，她会接受孩子任何的选择，因为母爱是世上最伟大的，它能包容孩子一切的好与坏。

可惜，国家不同于血肉之躯、被情所困的母亲，它作为政体要求的是泾渭分明，它需要她的孩子时刻表明心迹。所以我们这个彷徨的孩子在讲原则的母亲面前就只能不知所措了。论感情，养育之情胜过生身之恩；论血统，生在前，养在后，没有生哪有养。于是，我们只好定下了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就事论事。政治立场问题我们可能会与中国保持一致，比如我们会支持中国的“反分裂法”，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多少年来的分裂给了我们太多的辛酸历史和切肤之痛。可是当论到民族文化，我们又要尊重我们民族的历史，祖先的文化了。

可是需要澄清的是，无论我们的立场如何，对于中国、韩国乃至朝鲜当局政府的某些不当的政策或做法，我们都可以提出意见，这并不表明我们背弃我们的国家，或我们的民族。因为政府和国家、民族的概念是不同的。我可能反对我父亲的观点，但不等于我背离我这个家族，因为我父亲可能是这个家族的代表，但它毕竟不是整个家族。我可能会跟父母顶嘴，父母也可能一巴掌把我打出门去，可我们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岂能轻易斩断。

古语道，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所有的父母打骂孩子都是为了让他成才，不要成为祸害。一直以为国家人民的父母，可仔细想一想，实际上人民才是国家的父母。只有爱国家的人民才会不断地批评它，指正它，盼着它快点强大起来。因为人民知道，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能挺直了腰板。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但是世上能有几人听得进忠言，吞得了苦药呢？我敬重那些能够听忠言、吞苦药的人，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人；但我更敬重那些敢于进忠言、献苦药的人，因为他们是在创造真正的人。

我是谁？这个在世界各地生活着的中国出身的朝鲜人共同面临的问题，还会让我们纷争不断的。可是，我们不怕争论，因为不辩不明。

蜕不去的皮 

当蝴蝶煽动着漂亮的翅膀，到处炫耀着它的美丽的时候，它是如此得意自己终于摆脱了那层让它羞于见人的丑陋的皮。虽然那曾是孕育了它的家，可现在它还是大大地舒了一口气，“蜕皮，真好！”。

我在想，如果说，动物或昆虫蜕皮是为了适应周围环境而做出的本能的反应，那么作为少数民族的我的同胞，为了融入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是否也在本能地选择着这种蜕皮的过程呢? 而且，与那些一生只蜕一次皮的动物或昆虫不同，随着所融入的社会和文化的变化，我们的皮会一层接一层地蜕去？

乍一想，好像这种过程也是理所当然的。生活在一种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你的生存的本能会让你选择能最快地适应这个环境的途径，于是，我们可能，甚至有时是故意地抛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好让自己被接受，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我们的皮最初在中国蜕去。当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父母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将不同于父辈，需要冲出相对狭小的朝鲜族的生活圈，而面临大中国的汉文化的潮流的洗礼。于是，他们开始逐渐地把孩子送往汉族学校，甚至有些是从中途转学去的。如果说，过去是因为朝鲜族学校有限才不得已而为之，那么现在则分明是有意识的选择了。由于汉文化的大环境，一部分朝鲜族的皮被汉文化和汉语取代了。

我们的皮又在韩国蜕了一层。对在韩国的中国的朝鲜族来说，也许碰到的第一个体会就是自己的朝鲜语如同一个标签，只要一张口，就暴露出了自己的中国出身。这本来也无可非议，因为韩国人也都有各种地方方言的。可问题是，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的朝鲜族本以为回到了自己的母国，见到的都是自己的同胞，没想到在韩国我们还是一个少数民族 ，一个仍然无法被接受，有时甚至还被主流社会排挤的弱势群体。而这种来自同胞的欺负有时更难以忍受，因为我们连申诉、抱怨的可能都没有了，怕他人笑话我们是同宗相弃。就好像你跟别人打架，还有可能让周围所有的人帮你评理，可是如果你是兄弟俩打起来了，无论是有理的，还是理亏的，都只会拼命地把它掩盖起来。 于是，有好多人改了口音，把自己的标签撕掉，换上韩国的腔调，有人变得不伦不类，被“自己人”和“别人”都嫌弃，也有人惟妙惟肖，并像蝴蝶展示自己的翅膀一样洋洋自得。这是无奈的选择。

我们的皮又在世界各地蜕了一层。美国，日本，德国，南非，阿根廷，我们的足迹遍天下，我们的皮却变得越来越单薄。在这些地方蜕皮已成了生存的需要，可这层皮蜕得最辛苦，最可怜。因为我们在这些地方，当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韩国文化，都退居少数民族的行列时，相比之下朝鲜族更是微乎其微的群体了。当我们毅然决然地要蜕去我们的老皮的时候，却发现新皮还远没有形成。无论是中国的皮，还是韩国的皮，还是美国、日本等等的皮。于是，我们鲜活的肉体裸露在赤日下，那脆弱的神经在瑟瑟地发抖。 如果说，在中国我们还可以选择是不是要蜕皮，在韩国我们还可以争取保留我们的皮，那么在其他国家的我们只能忍受这种没有皮的日子了。

难道我们朝鲜族的皮就只能被蜕掉吗？ 我们真想蜕掉我们的皮吗？ 我们的皮真能蜕掉吗？ 这个过程真的像脱下死皮，换上新皮那么的简单吗？ 而即使我们成功地换上了皮，我们真能像蝴蝶一样，为自己美丽的翅膀欢呼雀跃，对蜕去的躯壳不屑一顾吗？

至少我不能。

我蜕下朝鲜语的壳，换上了汉语的翅膀；我又换下汉语的翅膀，换上了英语的机翼。我周围的中国人曾忘记了我是朝鲜族，有些人搞不清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在进入美国的海关时我需要长篇的英文说明为什么我是中国人，可又说自己是朝鲜人。可无论在哪里，我都真切地感受得到我的朝鲜语的皮肤的存在，它无时无刻不紧紧地贴在我的肉体上，撕不开，扯不下。 我想我并没有蜕下朝鲜族的皮肤，而是在这层皮外又长出了一层适应外部生活环境的皮肤，这两层皮肤相互粘贴在一起，已分不出彼此。如果说汉语是我的外衣，那么朝鲜语就是那衣服的里子，脱掉外衣也就同时脱掉了里子。

在美国众多的移民家庭里，那些在双语甚至多语的背景下成长的孩子也不可能蜕下母语的皮，换上英语的皮肤，而是在母语的皮肤上又长出了新的一层能够适应生活环境的皮肤。露在外面的英语的皮肤使人们忘记了他深藏着的那层母语的皮，可是他自己知道那层皮每时每刻都长在那里。

朝鲜语仍然是我的母语，我不可能舍弃，也无法舍弃的母语和文化。当我学会了英语，日语，当我在课堂上娴熟地举着汉语、朝鲜语、日语和英语的例子时，大家异样的眼光让我以我的多层皮肤感到自豪。也让我更清楚地了解到，无论是哪层皮肤，都是深深嵌在我肉体上的永远无法蜕去的皮。

快乐教学

中国的球迷们都非常熟悉“快乐足球”的说法，那就是不要把足球当作一个职业或者是事业，而只当作一种快乐来享受它。态度一变，效果就大相径庭了。因为态度决定一切，在一种愉悦的心情下，任何事情做起来也就轻松自如起来，结果往往也出奇的好，连自己都无法相信。

最近，坐在美国纽约长岛大学的学生课堂中，在把这些学生同中国延边大学的学生做对比的时候，突然想到，其实教学又何尝不需要快乐起来呢？我想，如果问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也许没有一个人会把上课（无论是教师的讲课，还是学生的听课）同快乐联系在一起。有时老师会和学生互相打趣说，“我们是在互相折磨。” 可是，也许这也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师生不妨换个态度，教和学也许就快乐起来了。换个怎样的态度呢？那就是，教不一定只由老师一人完成，学也并不只是学生的事情。老师讲课过程中既教给学生知识，又从学生中学到东西，学生在听课时当然也是如此。因为在大学的课堂上，老师真的能够从学生中得到太多的灵感和信息，承认并接受这一点是快乐教学的前提。

在美国学生的概念中，课堂不是师道尊严的地方。因此，你会看到在中国一定会让一些老先生跌破眼镜的场面：女孩子穿着露胸、露乳、露腰、露脐的“四暴装”，而男孩子却正相反，什么都穿得长长的，长长的T恤，长长的外衣，长长的裤子，再加上永远都藏在帽子里的长长的头发，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正好凑成“四长装”。学生在上课时自由地进出上厕所；在教室里吃东西，喝饮料（因为上课都是连续的，没有午休时间）；可以把腿高高地架在椅背上。这种自由让他们在教室里也像放松身体一样放松他们的思维，轻松的姿势、奔放的思维才可能形成活跃的课堂，课堂上若要解放思维大概要从解放肢体开始吧？这也应是快乐教学的首要条件吧。但这些最初却让我这个来自推崇正襟危坐、规规矩矩、谨尊师命的教学环境的中国老师真有些坐立不安了。

第二个应该是自由的气氛带来的快乐。最让我感到兴奋不已的是谁都可以畅所欲言。无论意见是多么的荒唐，或者是多么的希奇。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该出手时就出手。课堂上你会看到学生们的手一直争相高举着，要求发言，有时老师不得不忽略一些人的手，否则自己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可这时，你就看那些举起的手一般都不会轻易地放下来，仍然固执地高耸着。而老师也总是尽量让每一个学生都尽情地发言，因为在学生的回答中时常会出现一些让人瞠目的闪光点，让老师也频频点头。所以老师对学生的话、学生的作业都充满了期待，充满了肯定，从不厌烦。为了能够发表更精彩的观点，每个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在课外都认真地准备着课上的内容。

第三个自由是老师的教学安排的自由。在长岛大学英语系的名为“议论与分析”的写作课中你会发现，一共有近二十位老师在教同样的课程，但是没有什么固定的教材，统一的教学大纲，或者需要老师之间互相协调的共同的教学进度。每个老师根据自己的主攻方向、学生的兴趣、所选择的材料体裁，编排自己的教学方案。所以有的老师选择文学作品欣赏作为媒介，如莎士比亚的作品，或现代诗歌，或戏剧等，有的老师则选择时事报道，有的老师又选择学术论文等，通过课前的阅读，课堂上的欣赏，讨论，让他们在课后进行写作练习，这样学生都感到有东西可写，并且有很大的发挥自我想象，发表自我观点的空间。然后再拿到课堂上互相讨论，互相批评。师生互相分享着对方的奇思妙想，互娱互乐。

快乐教学就是要越过界限，越过师生的界限，越过教与学的界限，双方作平等的交流。在老师教的过程中交织着学生的教与学；在学生学的过程中又体现老师的教与学。双方都在快乐地享受着对方所带来的任何新奇和惊喜，这样的教学才是真正的快乐呀？

但是，我觉得在美国的课堂上似乎缺少一点东西，那种我最迷恋，因此也永远不舍得放弃那三尺讲台的东西，那就是师生之间的情。这种情不同于朋友之情，因为它还多了一份尊敬和崇拜；不同于父母姐妹之情，因为它还多了一份神秘；有点初恋情人的那种喜欢，非常急于表达，可又不知如何表达的那种朦胧。我喜欢那些在班级里活跃的学生，因为他们是那么地急于表现自己，其中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是那么想配合我，把课堂搞活，我喜欢他们的那份可爱；我也喜欢那些比较腼腆的学生，因为他们对你是那么的崇拜，以至于他们只顾瞻仰你，忘了说话，我喜欢他们的那份天真。

我到今天仍忘不了我来美国之前，那些可爱的孩子是如何为我布置送行晚会，围在我周围流着泪为我唱《祝你一路顺风》。正是因为师生之间有了这份情，为了互相取悦于对方，老师会拼命地要安排好教学过程，维护自己在学生心目中那高高的位置，学生拼命地要学好，保持自己在老师心目中那美好的形象，这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在美国师生间的这种情比较淡，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东西方在人情世故上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东西方在师生地位上的差异，东方的师生是上下的关系，虽然延边大学的学生较比韩国的学生要幸运得多，不必远远地见到老师就行礼，但也轻松不了多少，所以你看在中国，老师的讲台都高于学生的座位，而西方的师生是平等的关系，所以他们的讲桌一般都与学生的座位在同一个平面，或甚至更低于学生的座位。那就自然没有了崇拜的可能了。所以，有时过于平等，或者说过于民主，就失去了某种神秘的色彩，也就太平淡无奇了。如果课上课下多了这份感情交织带来的快乐，那么就更能吸引着教学双方投身于其中，陶醉于其间了。

现在的社会人做任何事情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寻找快乐，可是占人生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时间的受教育过程不能快乐起来，那不是很难以想象的事情吗？

多年来我一直努力使自己的课堂成为这种快乐的乐园，却一直不甚满意。今天我在想，也许像在美国的课堂一样，把肢体和思维都解放出来，让学生和老师的教与学自由换位，再加上中国师生间建立起的那种奇妙的情，那么我们的教学会不会比现在更快乐一些呢？

“无赖”

我站在街上，有些茫然，不知应该做什么。手机还在手中嘟嘟地响，无人接听的电话总是让人有些伤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这是我在美国过的第一个春节，此时正是大年三十的晚上。虽然没有过太多的期待，可是最充分的心理准备此时也早已崩溃了。看着唐人街上人们匆匆的身影，觉得自己也应该急着去做点什么才对。可是做什么呢？

想象着家里人现在在做什么，可是也失望了。因为时差的原因，此刻家里早已应该是大年初一的早上，应该都在睡大觉吧。这个时间上的错位一下冲淡了我打电话的热情。“无赖”，嘴里突然冒出来一个词，曾有人将它诠释为“无所依赖的人”，此时我就是一个游荡在纽约街头的“无赖”。

平常下了班我都是急着去赶公车，可是今天这个脚步总是无法挪向那个方向，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回到自己的小屋，虽然那是我在纽约最舒心的地方。可今天这个舒心的地方恐怕只会让我舒展泪腺了。

“说什么今天也不能哭，多不吉利。”我暗暗下着决心，心里却没有多少把握。

美 国没有春节是早有耳闻，可是真的要把春节当作平常的日子过却又不是滋味了。其实，我对春节并没有什么好感，在延边时还不只一次地抱怨为什么要过春节。特别 是当了人家的儿媳妇之后，更是只有厨房炼狱的感觉。在那个炼狱里，把一盘盘精美的食物端出来，再换回一个个狼藉的杯盘。然后关起门来与之大战三百回合。当 捶着背走出来的时候，电视里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热闹半天了，而另一边则是花图、扑克、麻将早已摆开了阵势。刚要坐下，就只听这边喊着拿瓜子、水果、饮 料，那边叫着找零钱。过一会儿，又要准备半夜十二点的饺子，还有祭拜先人的食物。延边的春节是个大杂烩，既遵从中国北方人的习惯，又不忘自己朝鲜族祖先的 风俗。也许有人会说它是四不象，可也许这就是延边自身独有的令人欣赏的地方，就像混血儿通常都长得更迷人一样。

现在想想这些经历，我却不自觉地笑了起来。这个自己以前认为毫无快乐可言的春节，今天一旦没有了，却又勾起如此的失落感。就像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追求者死缠硬泡了半年，有一天突然不见了，本以为会高兴的心却感觉空落落的。

“Sexy！”街边一个公用电话亭旁有人轻声地说。我没理睬，实际上是没敢理睬，开始加快了脚步。猛然想起自己只顾伤心，忘记了这里是前一阵刚发生过枪击事件的东唐人街，自己不会真的成为游魂吧？不免害怕起来。

可是，越怕就越有事，这回真的跟上来一个男人，矮矮的，好像是墨西哥人的样子。他紧跟了几步，

“小姐，我已经注意你好几天了，你每天都那么迷人，我想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我叫Alex, 你是不是叫Christina?”

“他竟然还厚颜无耻地给我起名字，无赖！” 我心里想着，嘴里却不敢太放肆，

“我不喜欢在街上和人交朋友。对不起。”

那矮子还在旁边喋喋不休，而我马上穿过人行横道走到对面的马路上，那人却也不再尾随了。

“美国的无赖也挺文明的啊。”我心里暗暗地庆幸。

没想到，我这个“无赖”真的碰到了无赖。被他这么一吓，我开始向往我那温馨的小屋了。什么伤感，孤独，全部抛到了脑后，还是安全第一呀。

终于爬回了自己的小屋，身体瘫软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了。疲倦战胜了一切，我真的没有哭就睡着了。只有那颗无所依赖的心孤独地跳动着，迎接着新年的到来。